家里有一双橘红色的樟木箱，每每开箱拿衣服，就有一股馨香扑鼻沁入心脾，那是天然的樟木的香味。这香味能防止蛀虫，衣服藏在里面十年二十年都不用愁，穿在身上香味依然缠绕持久；每每开箱拿衣服，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我的大娘舅，这是大娘舅送给我的嫁妆。眼前也总是浮现着大娘舅担着箱子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走进家门的情景。在八九十年代，结婚能拥有一双樟木箱，是非常奢侈及了不起的荣耀。我庆幸自己能拥有这双箱子。
说起大娘舅，从我懂事起，就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着的，没有大舅妈，也没有子女。那年大娘舅在做农活时，腰部受伤了，母亲去看他回来时，无意之中说起了早年家里的事。
抗战结束后，日本人投降退出中国，经过我们浙江天台时。所到之处无不鬼哭狼嚎、鸡飞狗跳、强奸妇女等做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。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也不放过，更不用说年轻妇女了。有一次，日本人在一个村子里抓挑夫，走进一孤寡老婆婆家，问她的儿子哪去了，老婆婆说我没有儿子；又问她的女儿哪去了，老婆婆说我没有女儿。这帮疯狗就脱下脚上穿的军皮鞋当棒棍，朝老婆婆的屁股上狠狠的一顿毒打，可怜的老婆婆被打得半死，血粼粼的屁股肿得山高，这帮疯狗就轮奸了老婆婆。真是惨无人道！还有更绝灭人性的事，就是在厨房里偷吃了东西以后，把大便便在灶头上或便在锅里盖上锅盖，真是比畜生还不如。被抓走的一批批村民替他们拿东西，做挑夫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。我的大娘舅就是那时候被日本人抓走的，一直没有回来，也许被日本人打死或者饿死在路上了。
紧接着解放战争爆发，国民党的兵力越来越弱，就疯狂地到各个乡村征兵，有钱人家可以买不去，就是交多少钱到保长（村长）那里，可以免征；穷人交不起钱，就得去应征，不去的就强迫去、或被抓去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抓壮丁。那时，外公是个裁缝师傅，有一手好技术，村里村外很有名气，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自从大娘舅被日本人抓去后，外公就生病了，很少出门帮人做裁缝，只在家里做一些送上门来的活儿，一家人的日子还算维持下去。按照当时的征兵年龄，二娘舅刚好合格，榜上有名。外公就拖着病躯四处筹借钞票，为二娘舅买不去。终于如愿以偿，外公的病体也似乎好了许多。第二次征兵的时候，二娘舅的名字又出现在村头的公文榜上。这下外公就是怎么凑也凑不齐银子了，家里给卖的都卖光了。想跑又跑不掉，村外已布满了岗哨，即使跑到其他村里也会被抓的。没有办法，二娘舅只好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一起被带走。转年，外公赶紧给三娘舅办了婚事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当兵了。谁知三娘舅照样榜上有名，逃不了厄运，只好离开妻子和家人，乖乖的跟着部队走。从此，外公一病不起，家里的生活更加困苦，三舅妈看着这个无从生计的家，就偷偷的跑了。不久，外公带着心的伤痛与对世道的愤慨去世了。外婆天天以泪洗脸，后来眼睛也哭瞎了。
突然有一天，三娘舅回家了，说是外面太平了不打仗了，就偷偷跑了回来。一家人欢天喜地。当知道妻子跑后，三娘舅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，跑到外公坟头大哭了一场。古话说，大哥半父亲。从此三娘舅以大哥的身份，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。也开始掌握着家庭的权力成为顶梁柱。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妹妹，外婆叫母亲改口叫三哥为大哥、四哥为二哥、五哥为小哥。也就是后来我们叫的大娘舅、二娘舅和小娘舅。
转眼二娘舅和小娘舅也渐渐长大成人，母亲也能帮外婆操持家务。一家有三个男劳力的辛勤付出，家里的生活常况也在逐渐地改变着。村里的媒人多次给大娘舅说亲，都被大娘舅拒绝了。他却张罗起二娘舅的婚事来，为二娘舅办完了婚事，又为小娘舅办婚事，又给他们安置了新家。后来又把小妹（我的母亲）嫁给了我的父亲，两年后外婆也跟着去世了，大娘舅就一个人住着。不知是跑了的舅妈对他的感情伤害太深，使他心灰意绝；还是想等她回来，破镜重圆！无人知晓！总之就一个人独自住着。可能是一个人早晚进出孤单的原因，于是就在家门口栽上了两棵樟树。
母亲嫁给父亲时，父亲是村里的民兵队长，可家里却穷得叮当响。当时大娘舅就是看准父亲是个人才，将来有出息，才作主把最疼爱的小妹妹嫁给父亲。后来父亲在外面干革命，家里就是娘舅们一直照顾着。每年的下半年，大娘舅总是隔三差五的担着干柴送来，供母亲一年的柴火。从我记事开始，大娘舅每年总有水果送来，如黄梅、杨梅、柿子等，还有其它好吃的东西。母亲也每次分一点给邻居，剩下来的给我们吃。然后就开始烧点心给大娘舅吃。点心吃后，再中饭，中饭吃后，两人就坐着开始说话，到天暗了才起身走。母亲总抱怨他，每次叫你住上一晚都不肯。大娘舅也总回说，这点路道一两刻钟就到的（我家离娘舅家约三公里路）。母亲又总要送到村口。有时我不出去玩，依在母亲旁边，听他们说话，尽管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也听得很认真。二娘舅和小娘舅一年之中也有很多次送柴送东西，母亲叫他们不要送，说，你们也有自己的一份家庭，生活不富裕，日子也不好过的。
我们长大后，家里生活条件也明显好起来，大娘舅也老了，母亲劝大娘舅不要再送东西了，大娘舅口中答应着，可还是要送来。后来就是空着手也特意来走一走，与母亲坐在一起说说话。二娘舅和小娘舅也一样，总是和母亲坐在一起，说了半天的话后才离去。
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比较喜欢大娘舅。因为每年正月初四，母亲总要派我们去娘舅家拜岁，也可以说是吃粽。（这是我们天台人的风俗。每年的正月里，亲戚朋友都要相互往来吃粽，若是正月里不往来，就表明关系断绝。）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去娘舅家，也都很愿意去，因为去做客人，就有新衣服穿，有好吃好玩。去了也总要宿上一宿，三个娘舅家轮流着吃。我们最喜欢到大娘舅家吃，因为在大娘舅家没有其他大客人，只有我们小孩。大娘舅明知道我们小孩吃不了多少，也要烧很多菜。他自己先不吃，总是坐在一边，笑眯眯的看着我们吃，还不断地提醒：喜欢吃那碗就吃吧，吃饱吃饱。我们最喜欢大娘舅烧的肉丸子和带鱼，每次都要把它们消灭到所剩无几才罢休。饭后就在樟树脚下疯玩，如造房子、踢毽子、跳绳等。有几个男孩爬到树上去，坐在枝桠上两只脚荡来荡去的，我觉得很好玩，也爬了上去，坐在枝桠上，结果下不来了，吓得哭了起来，大娘舅闻声从家里跑出来，把我从树上抱了下来，斥跑了男孩。
我工作以后很少回家。有一次休假回家，刚好大娘舅也来家里，他笑眯眯地说，对象找了没有，我有一双箱料还藏着，等你结婚时当礼物送给你。等大娘舅走后，我问母亲，大娘舅哪来的有箱料？母亲说，村里造路通门前过，两棵樟树都砍了！我在心里觉得有点可惜，但没有说出来。
第二年的一个假日，我在家门口看见大娘舅担着一双白地原色的箱子，颤巍巍地走来。他看见我很高兴，一放下箱子，就问长问短的。
我与大娘舅的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，就是在我结婚的时候，他是来吃喜酒的。那天他用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嫁妆，也摸着他送给我的箱子，口中轻轻的说着，嫁妆很多，嫁全了，这种颜色很好看（母亲叫漆匠把箱子和其它的嫁妆都漆成了当时流行的橘红色）。我结婚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大娘舅一次，也没有见过大娘舅一面。
五六年以后，有一次回娘家，母亲突然跟我说，大娘舅过世了。我很是震惊，他身体不是还很好嘛？母亲说，他是生病了不肯去医院，躺在床上两个月后走的。我知道你们忙就没有告诉，母亲很悲伤地说着。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没有责怪母亲，母亲是对的，她为我们儿女着想。
如今我住在商品房里，结婚时的嫁妆及家具都用不着了，唯独这一双樟木箱我舍不得丢弃，里面仍然装着满满的衣服，如棉布类、羊毛衫等不容易藏的都装进箱里，搁在不起眼的地方。它虽然跟现代装修不相协调，但在我所有的家具当中，它就是我唯一值得收藏的财宝；也是打开历史的记忆大门及怀念大娘舅的不锈的钥匙。
【作者简介】杨春芳，笔名：王和。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人。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2013年3月出版诗集《书案拾遗》，近年有作品发表在《齐鲁文学》、《关雎爱情诗》、《诗国》、《长江诗刊》等几十种纸媒及入选十几种文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