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有一双橘红色的樟木箱,每每开箱拿衣服,就有一股馨香扑鼻沁入心脾,那是天然的樟木的香味。这香味能防止蛀虫,衣服藏在里面十年二十年都不用愁,穿在身上香味依然缠绕持久;每每开箱拿衣服,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我的大娘舅,这是大娘舅送给我的嫁妆。眼前也总是浮现着大娘舅担着箱子,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走进家门的情景。在八九十年代,结婚能拥有一双樟木箱,是非常奢侈及了不起的荣耀。我庆幸自己能拥有这双箱子。
说起大娘舅,从我懂事起,就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着的,没有大舅妈,也没有子女。那年大娘舅在做农活时,腰部受伤了,母亲去看他回来时,无意之中说起了早年家里的事。
抗战结束后,日本人投降退出中国,经过我们浙江天台时。所到之处无不鬼哭狼嚎、鸡飞狗跳、强奸妇女等做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。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也不放过,更不用说年轻妇女了。有一次,日本人在一个村子里抓挑夫,走进一孤寡老婆婆家,问她的儿子哪去了,老婆婆说我没有儿子;又问她的女儿哪去了,老婆婆说我没有女儿。这帮疯狗就脱下脚上穿的军皮鞋当棒棍,朝老婆婆的屁股上狠狠的一顿毒打,可怜的老婆婆被打得半死,血粼粼的屁股肿得山高,这帮疯狗就轮奸了老婆婆。真是惨无人道!还有更绝灭人性的事,就是在厨房里偷吃了东西以后,把大便便在灶头上或便在锅里盖上锅盖,真是比畜生还不如。被抓走的一批批村民替他们拿东西,做挑夫,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。我的大娘舅就是那时候被日本人抓走的,一直没有回来,也许被日本人打死或者饿死在路上了。
紧接着解放战争爆发,国民党的兵力越来越弱,就疯狂地到各个乡村征兵,有钱人家可以买不去,就是交多少钱到保长(村长)那里,可以免征;穷人交不起钱,就得去应征,不去的就强迫去、或被抓去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抓壮丁。那时,外公是个裁缝师傅,有一手好技术,村里村外很有名气,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自从大娘舅被日本人抓去后,外公就生病了,很少出门帮人做裁缝,只在家里做一些送上门来的活儿,一家人的日子还算维持下去。按照当时的征兵年龄,二娘舅刚好合格,榜上有名。外公就拖着病躯四处筹借钞票,为二娘舅买不去。终于如愿以偿,外公的病体也似乎好了许多。第二次征兵的时候,二娘舅的名字又出现在村头的公文榜上。这下外公就是怎么凑也凑不齐银子了,家里给卖的都卖光了。想跑又跑不掉,村外已布满了岗哨,即使跑到其他村里也会被抓的。没有办法,二娘舅只好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一起被带走。转年,外公赶紧给三娘舅办了婚事,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当兵了。谁知三娘舅照样榜上有名,逃不了厄运,只好离开妻子和家人,乖乖的跟着部队走。从此,外公一病不起,家里的生活更加困苦,三舅妈看着这个无从生计的家,就偷偷的跑了。不久,外公带着心的伤痛与对世道的愤慨去世了。外婆天天以泪洗脸,后来眼睛也哭瞎了。
突然有一天,三娘舅回家了,说是外面太平了不打仗了,就偷偷跑了回来。一家人欢天喜地。当知道妻子跑后,三娘舅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,跑到外公坟头大哭了一场。古话说,大哥半父亲。从此三娘舅以大哥的身份,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。也开始掌握着家庭的权力成为顶梁柱。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妹妹,外婆叫母亲改口叫三哥为大哥、四哥为二哥、五哥为小哥。也就是后来我们叫的大娘舅、二娘舅和小娘舅。
转眼二娘舅和小娘舅也渐渐长大成人,母亲也能帮外婆操持家务。一家有三个男劳力的辛勤付出,家里的生活常况也在逐渐地改变着。村里的媒人多次给大娘舅说亲,都被大娘舅拒绝了。他却张罗起二娘舅的婚事来,为二娘舅办完了婚事,又为小娘舅办婚事,又给他们安置了新家。后来又把小妹(我的母亲)嫁给了我的父亲,两年后外婆也跟着去世了,大娘舅就一个人住着。不知是跑了的舅妈对他的感情伤害太深,使他心灰意绝;还是想等她回来,破镜重圆!无人知晓!总之就一个人独自住着。可能是一个人早晚进出孤单的原因,于是就在家门口栽上了两棵樟树。
母亲嫁给父亲时,父亲是村里的民兵队长,可家里却穷得叮当响。当时大娘舅就是看准父亲是个人才,将来有出息,才作主把最疼爱的小妹妹嫁给父亲。后来父亲在外面干革命,家里就是娘舅们一直照顾着。每年的下半年,大娘舅总是隔三差五的担着干柴送来,供母亲一年的柴火。从我记事开始,大娘舅每年总有水果送来,如黄梅、杨梅、柿子等,还有其它好吃的东西。母亲也每次分一点给邻居,剩下来的给我们吃。然后就开始烧点心给大娘舅吃。点心吃后,再中饭,中饭吃后,两人就坐着开始说话,到天暗了才起身走。母亲总抱怨他,每次叫你住上一晚都不肯。大娘舅也总回说,这点路道一两刻钟就到的(我家离娘舅家约三公里路)。母亲又总要送到村口。有时我不出去玩,依在母亲旁边,听他们说话,尽管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,也听得很认真。二娘舅和小娘舅一年之中也有很多次送柴送东西,母亲叫他们不要送,说,你们也有自己的一份家庭,生活不富裕,日子也不好过的。
我们长大后,家里生活条件也明显好起来,大娘舅也老了,母亲劝大娘舅不要再送东西了,大娘舅口中答应着,可还是要送来。后来就是空着手也特意来走一走,与母亲坐在一起说说话。二娘舅和小娘舅也一样,总是和母亲坐在一起,说了半天的话后才离去。
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比较喜欢大娘舅。因为每年正月初四,母亲总要派我们去娘舅家拜岁,也可以说是吃粽。(这是我们天台人的风俗。每年的正月里,亲戚朋友都要相互往来吃粽,若是正月里不往来,就表明关系断绝。)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去娘舅家,也都很愿意去,因为去做客人,就有新衣服穿,有好吃好玩。去了也总要宿上一宿,三个娘舅家轮流着吃。我们最喜欢到大娘舅家吃,因为在大娘舅家没有其他大客人,只有我们小孩。大娘舅明知道我们小孩吃不了多少,也要烧很多菜。他自己先不吃,总是坐在一边,笑眯眯的看着我们吃,还不断地提醒:喜欢吃那碗就吃吧,吃饱吃饱。我们最喜欢大娘舅烧的肉丸子和带鱼,每次都要把它们消灭到所剩无几才罢休。饭后就在樟树脚下疯玩,如造房子、踢毽子、跳绳等。有几个男孩爬到树上去,坐在枝桠上两只脚荡来荡去的,我觉得很好玩,也爬了上去,坐在枝桠上,结果下不来了,吓得哭了起来,大娘舅闻声从家里跑出来,把我从树上抱了下来,斥跑了男孩。
我工作以后很少回家。有一次休假回家,刚好大娘舅也来家里,他笑眯眯地说,对象找了没有,我有一双箱料还藏着,等你结婚时当礼物送给你。等大娘舅走后,我问母亲,大娘舅哪来的有箱料?母亲说,村里造路通门前过,两棵樟树都砍了!我在心里觉得有点可惜,但没有说出来。
第二年的一个假日,我在家门口看见大娘舅担着一双白地原色的箱子,颤巍巍地走来。他看见我很高兴,一放下箱子,就问长问短的。
我与大娘舅的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,就是在我结婚的时候,他是来吃喜酒的。那天他用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嫁妆,也摸着他送给我的箱子,口中轻轻的说着,嫁妆很多,嫁全了,这种颜色很好看(母亲叫漆匠把箱子和其它的嫁妆都漆成了当时流行的橘红色)。我结婚以后,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大娘舅一次,也没有见过大娘舅一面。
五六年以后,有一次回娘家,母亲突然跟我说,大娘舅过世了。我很是震惊,他身体不是还很好嘛?母亲说,他是生病了不肯去医院,躺在床上两个月后走的。我知道你们忙就没有告诉,母亲很悲伤地说着。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我没有责怪母亲,母亲是对的,她为我们儿女着想。
如今我住在商品房里,结婚时的嫁妆及家具都用不着了,唯独这一双樟木箱我舍不得丢弃,里面仍然装着满满的衣服,如棉布类、羊毛衫等不容易藏的都装进箱里,搁在不起眼的地方。它虽然跟现代装修不相协调,但在我所有的家具当中,它就是我唯一值得收藏的财宝;也是打开历史的记忆大门及怀念大娘舅的不锈的钥匙。
【作者简介】杨春芳,笔名:王和。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人。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2013年3月出版诗集《书案拾遗》,近年有作品发表在《齐鲁文学》、《关雎爱情诗》、《诗国》、《长江诗刊》等几十种纸媒及入选十几种文集。